堅守學術工作 提出價值方向--江宜樺專訪

江宜樺 教授
現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台灣大學副教務長兼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學歷：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經歷：英國劍橋大學達爾文學院訪問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客座教授著作：《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1998)　　　《自由民主的理路》(2001)　　　《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2003)　　　《社會科學通論》(與林建甫等合著)(2004)信箱： jiang@ntu.edu.tw
堅守學術工作 提出價值方向--江宜樺專訪
專研西方政治哲學與民主理論的江宜樺，在台大政治系任教的十餘年裡，常和學生聊起在美國的留學生涯，他說，在美國的生活經驗對他是很大衝擊，其中對種族衝突印象特別深刻。江宜樺說，1990年代初期洛杉璣發生種族暴動時，讓他第一次對美國社會感到悲哀，發現原來美國社會隱藏的黑白不平等問題是如此巨大，可能要上百年才能弭平。
從美國的種族問題反省台灣社會，江宜樺認為，「台灣的族群問題是建構出來的問題」。他認為，嚴格來說，在所謂的四大族群中，原漢衝突是比較真實的存在，其他族群是有差異，但談不上族群面向的衝突，台灣自從將人群界定為四大族群後，慢慢變成族群問題。江宜樺說，族群的概念是198O年代中期以後才出現，以前只說省籍，其實也只是省籍的差異造成一些摩擦、不瞭解和歧視，當用理論的字眼把它定義為是族群衝突，慢慢被理解為是族群衝突，隨後又有大量文獻複製，如今難以改變這種說法。至於要如何扭轉這種現象，對江宜樺這些理論工作者來說是一大挑戰。
非常關心政治事務的江宜樺，自小關心眾人之事，國小時期他當過班長、學藝股長、模範生和司儀等，是校園內的公眾型人物，對身邊事務相當熱心。升上建中時，他和多數學生一樣選擇了自然組。高二唸了一學期後，他強烈感覺到不太喜歡自然組的科目，反而對社會組的科目特別有興趣，尤其是歷史，因此有了轉組的念頭，在老師幫忙和家人溝通後，成功說服他們讓他轉到社會組。
這時他也開始思考未來的方向，並向家人坦承對政治有興趣，這對不碰政治的父母來說，著實是嚇了一跳，對其未來不免有些擔憂。江宜樺說，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因為過去看書時，內容多是救國救民的道理，這些價值經過內化後就想要加以實踐，對熱血澎湃的高中生來說，唸政治可能是最直接的方式，透過參與政治救國救民，但當時他對政治一點都不瞭解。
在填寫大學志願時，第一志願是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除了因為它是政治系中分數最高的組別，另一原因是在高二升高三時，發生中美斷交事件，看到國家在國際上陷入孤立狀態，讓他受到相當衝擊，江宜樺說，「當時並不恐慌，甚至更堅定國家需要有人奉獻」。所以他選擇了國關組，對他來說，這也是個充滿理想的開始。
進入台大後不久，發生了美麗島事件，讓江宜樺有更多機會瞭解中華民國的政治到底是怎麼回事，也發現這個威權體制的各種問題，越來越瞭解政治的現實，對政治的感覺越來越真實，很快就擺脫了以前那種救國救民的單純想法。
從大一到大二這歷程，除了唸書也參與各種活動，他認識到國民黨威權政治在校園的運作，從而感到忿怒與想要加以抵抗，這時對政治的實際操作也有了相當深刻體會。他發現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普遍具有一些特質，除少數是有理想和純樸的人，大部分都會耍手段和計算謀略，會想要利用別人獲取自己晉升的最大機會，這不僅出現在當時國民黨所培育的人身上，參與黨外運動的學生也有這樣的情形，把參與政治當作累積未來的機會。江宜樺說，當各方勢力在對抗時，為了嬴得戰鬥，很多人不會堅持正當手段，而是耍些小手段打擊對方和達到目的，這一點讓他的道德感不安，實在無法容忍這些人和行為，因為發現自己無法在道德上做妥協，開始清楚現實的政治事務可能不適合自己。升上大二後，他開始轉向觀察、分析與理解政治。
江宜樺說，在高中時期有件事讓他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和幾個學長討論有關行動的問題，一個學長告訴他，真正進行活動的時候是不容許多思考的，不然會使自己變得遊移不定，當時他對這問題想了很久，堅持自己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會加以行動。
在這事情上他清楚瞭解自己個性，是理論取向大於行動取向，太在意要把事情觀察和分析清楚，不想要妥協自己在智性上的深度和壓抑好奇心。所以他花更多時間唸書和思考，後來發現自己越來越愛唸書，而這是個沒完沒了的過程，從中獲取很多快樂，也無法自拔，所以到了大三時，他就大致知道自己會是個政治理論工作者。這些年來他雖未直接參政，但從未厭倦與討厭政治，也關心台灣的政治發展，不過，他把自己定位為理論工作者和提出價值、方向的人，不是為理想付諸行動和戰鬥的人。
不過有一段時間不太能接受理論工作也是一種社會實踐的說法，尤其在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他的論文主題是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思想，對漢娜鄂蘭來說，沉思和理論的生活，不同於行動的生活，在西方傳統中理論與實踐有清楚分野，不能加以混淆。
但最近這幾年慢慢能接受從事理論工作也是一種社會實踐，因為他開始認知到這是不同傳統中，對學術與實踐出現的不同詮釋。在中華文化傳統中，論語中所說的「學而優則仕」，這裡的「學」是會用之學，講究實用，因為中國沒有純粹思辯的傳統，所以「學」是一種實踐之道，中國的學術不是西方所說的學術，它和實踐分不開。因此，他認為在學校從事社會科學的教學，其實也具有政治意涵，也算是參與政治和貢獻某種實踐。
對於現代的大學生，雖然許多人認為現代學生不如以前，江宜樺則認為要從不同面向看他們，不能完全否定現在的年輕人，譬如他們更敢於表達自己、有更寬廣的視野和外語能力也較好。但現在學生不夠認真，對很多事情都不當一回事，這可能是致命傷，可能是未來社會能量受限的重要因素。
他認為，所謂傳統好學生一直都存在，但同儕環境無法激發他們的潛能，甚至讓他們不斷收斂，沒有志氣要去做有理想性的事。因為現代學生對公共事務冷漠，很多人的能量被掩蓋，在政治領域上很難出現集體的改革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