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格瓦拉

唐曙／口述
黃國治、朱政騏／採訪
朱政騏／整理
■ 誰是格瓦拉？
今天要來談格瓦拉，首先要注意到格瓦拉有很多當代形象，經過層層轉譯早已遠離真正的格瓦拉，甚至與之對立。
關於格瓦拉的研究之所以至今一直沒辦法賦予他一個比較持平的形象，有個關鍵的原因在於卡斯楚。畢竟他跟格瓦拉如此親近，我相信他也掌握了相當多的資料，但可能基於政治上的考量，在他有生之年都不會公佈。另一個原因是歐美統治者與媒體針對格瓦拉所發動的國際謠言運動。他們利用各種機會造謠，比如說格瓦拉跟卡斯楚路線不同所以才離開古巴，說他不要物質刺激，說他在中蘇論戰中支持中國，說他在非洲死了，說他潛回古巴企圖推翻卡斯楚，說他去玻利維亞卡斯楚並不支持，等等。在格瓦拉死後，這種謠言運動還在持續，這甚至還弔詭地使格瓦拉的形象變成一個反對一切的人，以至今天各種運動訴求全都可以拿格瓦拉來用。
我看過一篇文章，認為格瓦拉作為一個符號，第一重意義是「革命家」，參與革命，在各地推展革命運動；第二重意義則是從他被殺開始，因為有一系列照片流出來，其中幾張最有名、廣為流傳的照片，呈現的形象很類似耶穌受難畫，於是格瓦拉從此變為一位「殉道者」或「受難者」；再之後他的這些形象又被一些普普藝術挪用為創作的材料，大量複製，至此，格瓦拉已遠離革命，對資本主義不再具有威脅，可以製造成商標，隨意印在衣服、商品上，而買商品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我們可以利用這種流行，跟那些衣服上有格瓦拉的人講格瓦拉是誰，但我們不應該僅僅還原格瓦拉的「形象」，更應該還原格瓦拉的「思想」；格瓦拉不應該只是一面旗幟、一面雕像，更不該只是一首歌曲或口號，格瓦拉是個有思想、有行動的人，他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概念，到今天都還很值得我們去面對、去思考、去實踐。我們應該回到他運動思想的實際內容，格瓦拉才能重新被提煉出來。
格瓦拉的政治啟蒙很早。在他9歲的時候發生了西班牙內戰，他的叔叔去西班牙採訪，寫回來許多信，記錄了西班牙內戰的情況，格瓦拉的母親要格瓦拉把信唸出來給全家人聽，這成了他的政治啟蒙。此外，他母親是一個積極參與左翼運動的人，對他也有很大影響。他中學時就開始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對馬克思主義非常熟悉。但他一直是一個實踐者，他的著作都是在戰鬥的間隙或工作中的一些小空檔寫成的，例如他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是在探討「新人」的概念，那是在他前往參加聯合國大會的飛機上寫成的。正因為他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寫作，留下許多隻字片語，所以也保留了很多詮釋空間。
■ 古巴經濟論戰與新人思想
1962年，古巴內部發生了經濟政策論戰，這是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即「如何完成工業化」。但是這個論戰後來被窄化為要不要透過物質刺激？還是只靠人的精神就能完成工業化？這是法國媒體刻意宣傳的窄化，甚至蘇聯也有一些人站出來批評格瓦拉是唯心主義，指稱他只相信人的精神而不藉由物質刺激就想完成工業化，這都是抽離具體歷史脈絡的批評。其實格瓦拉不反對物質刺激，也承認物質刺激是重要的動力，但他更認為參與在革命中的人，經歷革命的過程，比較具有成為「新人」的可能。因此，該對這些新人們加強教育，讓他們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能夠發揮更多的主觀能動性來建設國家。古巴是一個在經濟封鎖之下，只有靠外援，而且外援也是有條件、不可靠的情況下，即使革命後將許多方面國有化，也仍百廢待舉，需要積極建設。建設的過程非常艱難，而他也知道大家經過幾年的革命，農民要求土地改革、工人要求國有化後薪資提高，這些問題一定要面對，但同時人也要改變，必須挺得住各種困難，真正的爭論在此，而非簡化為要不要物質刺激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格瓦拉主持古巴經濟，要考量的問題非常複雜，特別是他在經濟論戰之前去了一趟中國，與周恩來討論有關貿易的問題。當時周恩來同意無償援助古巴1,200萬英鎊的貿易項目，能還就還，不能還中國也不急著要古巴還債。顯然格瓦拉感受到中國無償援助的情誼，也表示古巴工人的薪資比中國工人還高，要是援助古巴對中國造成困難，也可以不必援助。與此相比，當初1959年的時候，蘇聯曾經提供1億美元的貸款給古巴，好像非常友好，但貸款不是無償的，利息要照付，尤其蘇聯藉此介入古巴內政，在導彈危機之後更清楚看到蘇聯的援助是有條件的。蘇聯的有償和中國的無償在格瓦拉心中形成對比（不過我們也要考慮那是1億美元和1,200萬英鎊的差別）。格瓦拉認為重要的是作為社會主義新人的道德態度，不在於錢多錢少，主要是不該將援助變成一種按斤論兩的買賣，他非常遺憾看到蘇聯竟是如此。
其實格瓦拉在參與這個論戰時的心情是痛苦的，他不只是在討論經濟問題，而是考慮到蘇聯從導彈危機後就已經介入古巴，左右古巴未來經濟發展藍圖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在思考古巴是要自己發展？還是要靠這個越來越不可信賴的蘇聯來發展？
在1962年那場論戰之後，格瓦拉的路線得到卡斯楚的支持，之後一直到1964年古巴的經濟出現了一些問題，外國的媒體藉機再次宣傳古巴經濟的問題就是因為實行了格瓦拉的政策，不重視物質刺激等等。這些宣傳製造了一種印象，就是格瓦拉提出的經濟路線造成古巴內部的爭論，而且經濟又搞不好，引起很多不滿、混亂，所以不得不離開古巴。但正如這些批評者所言，經濟需要靠物質條件，古巴是在經濟被封鎖的情況下，又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不斷的侵略、打擊，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國家的經濟都會出問題。我們如果忽略這些帝國主義的因素，而硬要說成是格瓦拉一手造成的結果，我認為是不公平的。當然，跟一些經濟學家比起來，格瓦拉確實不懂經濟，可能需要一些「在職訓練」，但是他的信念不是那麼簡單，我們應當盡量回到他們當時爭論的內容，才能比較公允的來看格瓦拉的經濟思想。不過他在位的時間太短，很多經濟思想還沒辦法展開。
至於所謂「新人」的思想，他在〈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裡面提到革命的推動不僅在於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社會除了有剝削之外，也造成人的異化，拖延了革命的發展。因此革命本身也在於消除異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創造新人，那是具有無私、道德高尚、為眾人服務等特質的人，這樣才有助於社會主義的發展。這還牽涉到按勞分配或按需分配的問題，也就是經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後，人們是不是就自動會按需分配呢？當然不會！格瓦拉的想法應該是認為社會主義可以鍛鍊新的人，這種新人的特質有利於之後的按需分配。正因為有這種思路，所以他認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一定要無時無刻把這樣的改造放在心上。現在有人批評格瓦拉的新人太過理想化，但他其實正因為知道如此，所以努力想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將過去囿於資本主義社會性質而沒有辦法達成的事情，好好把握契機去完成。也有人批評他說只在乎集體，忽略個人，他在文章裡就指出這種說法是錯的，社會主義正是在乎個人，而且積極的發展個人，依靠這些積極發展的個人來建成社會主義。當然，古巴的現實條件使他的言論看似理想空談，但是在思想上，我認為所有社會主義者都應該放在心上。
■ 拉美大陸革命與「革命月台」
1962年發生了導彈危機，前一年則有豬灣事件。當時，格瓦拉發覺蘇聯與美國交換條件，卻出賣了古巴，甚至後來美蘇聯手訛詐古巴。因此，格瓦拉雖然在導彈危機期間說過：「如果要犧牲全古巴的人而喚起全球革命，那也是值得的！」這是格瓦拉的「犧牲配額」理論，這裡先不談。不過即使他本來有這麼大的決心，但還是感覺自己被出賣了，這使他和卡斯楚都意識到：古巴要生存，必須要先發展，也就是要在拉美發動游擊戰。換言之，在戰略上他是要保衛古巴；在戰術上就是在拉美大陸發動游擊戰。
由於當時格瓦拉還是古巴的工業部長兼央行行長，不能離開，所以他先從各地找很多人來訓練，輸出到阿根廷和拉美各地，其中比較成功的一支就是尼加拉瓜的桑定解放陣線。後來格瓦拉到玻利維亞，國際上很多謠言說他之所以會離開古巴，然後最後死在玻利維亞，就是因為卡斯楚不支持他。不過卡斯楚在格瓦拉死後20年才公佈了一批照片，就是他們兩人的合照，而且格瓦拉那時已經易容過的，頭髮理成禿頭、戴著寬邊眼鏡，意思就是卡斯楚知道，而且支持格瓦拉前往玻利維亞。
1960年蘇聯開始批評中國，而且逼各國表態，要求選邊站。那時古巴社會主義統一黨還保持中立，格瓦拉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到了中國。他與毛澤東見面就談到游擊戰，毛復誦了格瓦拉的三點結論：第一，人民的力量可以戰勝軍隊、反動派；第二，不需要等到有利於革命的時機來到，游擊戰本身就可以創造條件；第三，在拉美，革命真正的力量來自農民。然後毛表示很同意他的看法，特別是其中第一和第三點，獨獨跳過第二點，有所保留。畢竟毛是從游擊戰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開始打游擊，之後到論持久戰、運動戰，到人民戰爭，毛的游擊戰理論是全面發展的。這當然是因為中國幅員廣闊，抗戰時間很長，政治勢力非常複雜，戰術、戰略的變化不同等等，所以毛可以全面發展自己的游擊理論，而格瓦拉沒有這樣的機會，他打了2年就解放古巴。不過縱有侷限，但格瓦拉還是預見到古巴的生存必須奠基在拉丁美洲大陸所進行的革命。我認為格瓦拉如果沒有死，那麼他也許會在推動拉丁美洲大陸革命的經驗中，對游擊戰有更深刻的體會。
格瓦拉死後他身邊的戰士帕皮用很短的文字記錄了他們在玻利維亞那段時間的經歷，裡面談到格瓦拉當時在玻利維亞提出的兩個重要概念，其中之一就是「革命月台」。格瓦拉認為必須在拉美大陸上尋找一個中心點，作為革命月台將革命輸出到各地。所以他選擇玻利維亞是有原因的，一是1964年之後美國支持的將領取得政權，而且還進行一系列的鎮壓，他覺得那裡有革命的條件，才選擇了玻利維亞南部的尼阿卡瓦蘇；二是那裡是南美洲的中心點，可以將革命輸出到各國，並與當時北部的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革命聯成一片。
對於格瓦拉在玻利維亞搞游擊常有幾種批評，主要是說他身為一個外國人到那裡去訓練自己的部隊，侵略其他國家，還把所謂的「革命」輸出，這是違反了當地人民反抗力量的自主性。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污衊格瓦拉，因為他是要建立一個「游擊訓練中心」，各地都可以派人來接受訓練，然後再回到各地去進行游擊。這個訓練中心唯一的問題是，如何與尼阿卡瓦蘇當地人民協同？這遷涉到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誰掌握軍事領導權？誰掌握政治領導權？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
格瓦拉曾經很誠懇的與當時玻共總書記蒙赫（Mario Monje）討論，同意政治領導權交給蒙赫，軍事領導權由格瓦拉負責，也就是等於同意讓玻共來指導格瓦拉打仗。但是蒙赫拒絕了，格瓦拉沒有記錄下當時他們談話的情形，反而是蒙赫在1968年之後寫了很多為自己辯解的文章。我們想想當時格瓦拉是在深山裡作戰，忍受著饑餓、困苦，以及部隊的轉進，而蒙赫卻在城市裡好整以暇的寫長篇大論來批評格瓦拉。不過從他的批評和辯解之中，我們也看見了格瓦拉「革命月台」的想法，也反映出他對政治領導權與軍事領導權的想法。
蒙赫不同意與格瓦拉分享領導權，哪怕是格瓦拉負責打仗，而由他來指導格瓦拉如何打仗。蒙赫所持的理由是自己身為玻利維亞人，而格瓦拉是外國人，其實這種想法是違背了從玻利瓦爾（Bolivar）以降，打算建立拉丁美洲共和國的思想傳統（玻利瓦爾的理想是因為他的部屬受到美國慫恿等因素，四分五裂，最後無法實現）。但蒙赫卻據此酸溜溜的說：每個地方、國家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等等，外人隨便介入，這對拉美左翼運動者來說是個不可思議的事情。不僅玻利瓦爾如此，荷西‧馬蒂（José Marti）亦然，都將拉美視為一體，要成為一個統一大陸。因此，以今天那種主權獨立不可侵犯，各地文化不同等等去指責格瓦拉是非常沒有道理的。蒙赫不支持格瓦拉，使得格瓦拉在玻國得不到當地人民支持，成為他最後失敗的原因。格瓦拉自己很清楚，游擊戰一旦發動就一定要跟人民結合，所以他自己也很焦慮，每天在山裡越爬越高，在日記裡寫著自己走過哪些地區。他想把安地斯山區走遍，建立幾個營地，然後要往艱難的地方挺進，因為艱難的地區對正規軍不利卻有利於游擊。他每天都在準備，我覺得他的想法應該是認為即使現在蒙赫不支持，他也可以像當年古巴革命一樣，最後終究可以得到城市民眾的支持。所以格瓦拉想的是發展的東西，他正在做準備，只是後來被殺來不及去做，那些只是過程，現在卻經常被當成結論一樣去批評格瓦拉脫離群眾等等，我覺得這也太小看他了。
而且革命月台在格瓦拉死後我認為仍然發揮作用，要不然卡斯楚為什麼可以影響委內瑞拉軍方不能處決查維茲？卡斯楚自己的文章裡透露，他曾警告委內瑞拉軍方不能處決查維茲，否則古巴將採取必要的行動。他講出這樣的話，而且可以影響委內瑞拉的軍方，可見確有影響的實力。
■ 武裝鬥爭的必要性
現在我們常聽到有人說格瓦拉好戰，只喜歡打仗，在和平時期幹不了正事。不過，如果回到1960年代，當時中蘇論戰的時候就有個重要的主題是所謂「世界和平」，也就是針對蘇聯當時的「三和」政策──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和平共存。1960年正好也是列寧誕生90週年，中國發行了三篇文章，後來集結成小冊子《列寧主義萬歲》，其中三個主要觀點：建設社會主義、世界和平，以及團結全世界的友好政黨。不過毛的世界和平與赫魯雪夫那種就地和解妥協的世界和平不同，毛認為：我們熱愛世界和平，所以要找出是誰在破壞世界和平？那就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毛澤東也是贊成和平，因為他知道如果能爭取多一點和平共存的時間，我們就有多一點時間建設國家，也就越有實力得以自主。問題是，帝國主義者也知道你的想法，所以他不會這樣對待你，不會與你和平共存讓你有時間建設、壯大。
毛澤東講這些話是有道理的。1960年盧蒙巴（Patrice Lumumba）在6月贏得總統大選，宣佈剛果民主共和國成立，卻在9月就被莫博托（Mobutu Sese Seko）等人逮捕，交給沖伯（Moise Tshombe）關了5個月之後就被處死了。因此，1960年代是籠罩在盧蒙巴被殺的氛圍之中，當時盧甚至沒有自己的軍隊，必須請聯合國維和部隊協助，結果聯合國部隊進來反而要求盧將僅存的軍隊繳械，但並沒有將沖伯和比利時的軍隊繳械，所以後來他的軍事司令莫博托政變就把他逮捕。
這些事情說明了一件事：帝國主義是侵略者，你沒有武力的話就只有被殺的份，而且就算你找聯合國，聯合國還進來當幫兇。在這種情況下，你如何看待和平？在那種氛圍下，要大家就地達到世界和平是荒謬的。在1961年，有15個非洲國家宣佈獨立，而帝國主義就是要透過盧蒙巴事件來控制這些獨立。當時法農寫了《全世界受苦的人》（Wretched of the Earth），他提到這15個國家宣佈獨立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盧蒙巴事件，所以民族解放運動一定要在統一的非洲大陸來進行，甚至要運用暴力。我們看到蘇聯的路線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他想要當下立刻的和平，但世界各地的解放運動卻正需要運用暴力來抵抗帝國主義侵略與剝削。
當時全世界的氛圍是，包括拉美、非洲、亞洲的游擊戰都遍地烽火，包括法農（Frantz Fanon）、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胡志明等人都主張武裝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批評格瓦拉好戰，顯然是搞錯了對象，沒有看到引起戰爭的真正原因，也不能理解在當時武裝鬥爭其實是很普遍的想法。
還有人說格瓦拉之死代表了武裝鬥爭的失敗，這也不合當時歷史脈絡。從1964年格瓦拉去非洲開始，美國對越戰也開始升級，然後1968年（格瓦拉死後1年）武元甲發動春節攻勢，挺進南越，造成很強的震撼。就在春節攻勢之後，約旦的阿拉法特也與以色列軍隊在約旦的卡拉瑪發生激烈的對抗，而且獲得勝利，之後才會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這些事情都發生在1960年代後半，當時根本不會有人認為格瓦拉的死代表游擊戰的失敗。就連1968年法國的學生運動要求戴高樂下台時，群眾跑步進入總統府前廣場，口號就是：Ho Ho 胡志明！Hey Hey 格瓦拉！因此，至少當時沒有人敢輕易的說格瓦拉是失敗的，客觀上他的死亡被更有效的運用在運動上，後續更有非常多游擊戰局部的勝利或階段性的勝利來證明他是有意義的。
即便是今天，帝國主義空前強大，格瓦拉關於必須進行武裝鬥爭的命題依然是有效的。比如現在拉丁美洲查維茲號稱全面左翼化，以廉價的石油來跟其他國家分享等等，他企圖以這樣的方式重新連結拉美，公開對抗帝國主義。可是不要忘記，查維茲在2002年政變時，雖然他是總統，雖然他以前是個軍官，但當政時卻沒有掌握軍隊，結果被軍隊抓起來；軍方甚至在還沒有抓到查維茲時就用錄影帶宣稱已經把他逮捕、推翻了。因此我們可以想一想，如果我們沒有掌握軍事力量，如何繼續維持執政呢？再論玻利維亞的總統莫拉萊斯（Juan Evo Morales Ayma），他當上總統之後想把天然氣國有化，但美國就派軍隊進駐它的鄰國巴拉圭，意思很清楚，就是警告莫拉萊斯如果真幹了，美軍就會進去干涉了。儘管莫拉萊斯曾在2003年發動過「黑色十月」，成功的阻止了天然氣上船運到美國跨國公司，但是畢竟運動可以因為很多複雜的因素而成功，美國也沒有真的怎麼樣，不過莫拉萊斯還是要考慮成功之後如何維持下去，美國部隊會不會打進來的問題。因此，拉丁美洲至今仍適用格瓦拉的命題，也就是：該建立什麼樣的武裝力量才能夠保有革命成功的果實？這是格瓦拉留給拉丁美洲重要的遺產，是任何一位左翼政治人物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 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新人」
依據格瓦拉的理論，在資本主義之下不可能產生新人，那麼我們該怎麼辦？我想只有努力保持如格瓦拉一般的高度自覺。當我這麼講時，意味著我們要恪遵身先士卒、勇於犧牲、不怕困難，以及堅持到最後等抽象的原則。具體的說，格瓦拉身為一個氣喘患者，卻總是在行軍時背著最重的背包，絕不偷懶。我要說的是，格瓦拉在玻利維亞也不是身處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個惡戰叢林，但他在那種惡劣的條件下仍發揮高度自覺。可能有人會說這樣很矯情，但要是他不從此時此刻身先士卒的示範，在游擊戰那樣非常艱難的環境中，如何讓人家相信、追隨他？格瓦拉的戰士們都是社會主義者，下了很大的決心才追隨他去非洲打游擊，但是惡劣的環境會讓人畏戰、倦戰，如果格瓦拉沒有身先士卒，根本沒辦法維持下去。因此，我們同樣也要考驗自己有多少的新人成份，不能因為投入某些比較熱門的議題，在媒體、官方的渲染下很快獲得英雄的光環，就以為自己是格瓦拉。其實恰好相反，我們該去看看自己能不能在沒沒無聞的艱苦環境下奮鬥，在那種時候，才是真正檢驗我們自己有多少新人的成份，能做到格瓦拉的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