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某天，高砂紡織周家兄弟邀我吃飯，席中拿出一張設計圖，客氣詢問我的意見。那是一家大型書店平面規劃圖，地點就在當年台北公館高砂紡織廠預備改建的大樓。
兄弟當中的哥哥周正剛，我是透過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認識的。周正剛是一位愛讀書的企業家，工作之餘常帶著公司幹部往日本書店跑，他尤其喜歡東京車站前的「八重洲Book Center」，期盼台灣出版業能有相同魄力，打造和日本一樣明朗多彩的大型書店。
沒想到他常掛在嘴上的夢想，已到了實踐的時刻。我看著那張設計圖，覺得有點目眩神迷，不知說什麼才好，只好拿起鉛筆在角落圈了一個位置，說：「書店太大了，讀者逛累了要如何休息？不如在這裡開一家咖啡店吧！」這個想法，也不是什麼新鮮構想，日本書店不都這麼做的嗎？
但我那時只是在報社工作的小編輯，周家兄弟為什麼要鄭重其事請我吃飯？原來他們不只徵詢意見，還希望邀我去工作。大書店對我當然是極具誘惑的，但我才答應報社老闆的好意，決心赴紐約參加美國版的創建工作。
不料造化弄人，我在美國並不如意，內心充滿生涯選擇的困惑，第二年就自覺不適合新聞工作而辭職了。回到台灣，流浪徬徨了一陣子，最後接受亦師亦友的王榮文邀約，到遠流出版公司上班。遠流那時已搬到高砂紡織改建的大樓裡，而周家兄弟讓我先睹為快的設計圖，成了乾淨明亮的大書店（就在我的辦公室腳下）。至於那個我倉皇用鉛筆圈下的位置，則開了一家窗明几淨的咖啡店。
書店不是一開始就成功的，咖啡店和快餐店倒是較快賺了錢。當時負責經營的周正剛，有時也對書店營運感到憂愁，在咖啡店遇見我，總要坐下來聊聊天。但很快的，書店營業額逐漸成長（咖啡店反而因為滿座而成長減緩了），我看著他們開設「城中店」、「台大店」，再開設當時極具挑戰的「忠孝店」（地租最高），「金石堂書店」不再只是企業家兄弟的文化夢想，也成為台灣讀書景觀裡重要的「標誌」了。
在目睹「金石堂書店」崛起的同時，我自己也經歷「出版學習之旅」。在王榮文支持下，我練習把自己知道的半缸水經濟學（一種了解社會行為的知識）應用於正快速變化的台灣社會。幾個幸運成功案子的庇蔭下，出版社開始雄心勃勃的人才延攬行動。我先請來我的編輯師父周浩正，再邀請從前的同事玉雲，後來爭取到陳雨航和蘇拾平，因緣際會又結識了年輕銳利的郝廣才。
那是一個變革的年代，我們正面對變革的「果」，我們自己又是變革的「因」。社會在變，我們看到原有工作方法失靈的狀態（果）；我們大膽提出某些不一樣的想法、作法，衝擊了自己身處的行業和社會，我們又變成「破壞者」（因）了。
我懷念那個學習的年代，我懷念在餐桌上與這些同伴討論爭吵的年代，我們拒絕做自怨自艾的無能文人。我們分析環境、我們提出方案、我們要結果，如果找不到可提供幫助的知識，我們就透過實踐與經驗「建構」知識。
但世界滾滾前進，找到的方法很快又不靈了（因為環境又變了），迫使追尋的理解必須回到更根本的底層，以便解釋更多的現象與變化，直到它成為一種類似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說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當時和我辯論最多的同伴蘇拾平（我的經濟系同班同學），顯然是第一位企圖寫出這種「一般理論」的人。他的新書《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技術：我的一百二十道出版經營練習題》，就是描繪出版業的基本規律（以及廣泛適用於文化創意產業），讓思考者不只有能力看出一個狀態、提出一個方案，而是有能力來面對各種狀態、提出各種方案，包括今天還不曾面對到的問題。
回到本質的思考力量是驚人的。最近「金石堂書店」與出版社爆發衝突，媒體與一般討論都流於情緒（小出版社趁機表達多年委屈）與八卦（把大型企業描寫成「邪惡帝國」）。但蘇拾平從台灣圖書長期的「過度供給」（over supply），來解釋「月結制」，讓我看到不一樣的面向。
「金石堂書店」的保留款與票期延長，很大部份來自這樣的結構性因素（當然也有部份管理因素），而非出於惡意。如果出版社明白這是模式與結構的因素，就不會選擇抱怨、對抗的姿態；金石堂當然也一樣，如果對外界的怨懟、批評出現受傷情緒，用更大的通路力量報復個別出版社，也是沒有看到雜音底下的真相。
蘇拾平的書也讓我慚愧，我對二十五年來台灣出版業的「現場直擊」，顯然缺少整理與貢獻的熱情。此刻我有了客觀立場（我已從出版業退休），卻反而有心無力，也許我該重新思考，是否先寫那篇被我擱置多年的《論庫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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